上海到北京货运入世的10年成为我国对外合作开展最好的10年。正如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所说：事实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也赢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如果离开中国，世贸组织就不能称为“世界”贸易组织。
从1986年7月，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递交了恢复合法席位的申请，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15年漫长艰苦的“复关”—“入世”之路，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继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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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入世历程，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其决策可分为三个层面：在基本思路上，指出真正的较量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在根本方法上，强调掌握主动权，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在具体策略上，提出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决策，最终推动中国正式入世。
真正的较量在国际国内市场上
中国入世的漫漫征程，交锋在谈判桌上，而真正的较量是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开放市场等，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要入世，首先要创造市场方面的有利条件。这是中央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虽在本质上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由于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直到党的十四大上才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此之前，我国“复关”谈判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就因为在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党的十四大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宣示，为中国入世提供了必要条件，使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迎刃而解。1992年10月21日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11次中国工作组会议，正式结束了对我国经济贸易体制长达6年的审议。此后，“复关”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市场准入谈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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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主动进行了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工作，客观上为我国入世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这些举措，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入世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同时，中央高度重视国内协调工作，积极向各行各业解释清楚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到底有什么利弊，为统一全党和全国对入世的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曾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认为，对外谈判是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国内协调。“当时国内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而且涉及到很多部门，因此国内协调的问题，比起对外谈判来说，甚至更重要、更困难。”因此，让各级政府官员逐渐熟悉、理解并接受多边贸易体制的游戏规则，就成为“复关”—“入世”过程的重要环节。石广生认为，当时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到了最后关键时期，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都亲自过问，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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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
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在漫长的马拉松式谈判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有理有利有节，使中方在谈判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最终实现了战略意图。
首先，适时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确立了重要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1993年底，江泽民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首次会晤时，就阐明了我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这三项原则的提出，明确宣示了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互利共赢的谈判目标，从而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定了基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项原则对于保障我国的基本权益极为重要。对于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一些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争议很大，谈判极其艰难。我国对入世始终抱有最大诚意，体现出坚定决心，但这一切都以我们坚持三项原则为前提。经过艰苦谈判，双方最终妥协，我们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写出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而发达国家成员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实际上的谈判结果，就是我国承诺遵守规则、履行义务，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过渡期和相应的权利，从而充分体现了三项原则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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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化解三次政治干扰，推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路走出困境。中央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个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入世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主动运筹谈判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一般而言，由于谈判各方利益不同，立场差别很大，出现曲折和困难都是正常的。然而1989年以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同我们谈“复关”—“入世”问题时，开始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动辄与所谓的政治问题挂钩。其中有三次大的政治干扰，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国借1998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机向我施压，以及1999年5月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每次都使我国的入世之路横生波折。
面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打‘复关’牌”、中止“复关”谈判的严峻形势，中央将把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看成是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制裁”的重要政治举措。当时中央决定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出面给各缔约国政府首脑写信，并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使中国“复关”谈判在1991年下半年得以恢复。而面对1998、1999年前后由于美国国内党派斗争需要和压我国接受其高要价的企图，江泽民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相继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有力推动了谈判的向前推进。在“炸馆”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中止双边谈判，并因势利导在1999年9月重启谈判，最终取得了中美“双赢”协议的达成。
